二、京兆府门
东、西两市之外，京兆府门也是执行死刑的地点之一。在京兆府门公开处刑者，多半为杖杀。玄宗朝废除了斩、绞两类死刑，因此以决杖代替死刑， 往往决杖致死。一直到唐朝灭亡以前，决杖处死都是唐帝国的死刑种类之一。杖杀并非唐代律令的正刑，为皇帝带有恣意性的非正规刑罚。史料中，直接记载于京兆府门处刑例子不多，薛谂被流放， 赐死于长安城东的驿站，可能是长乐驿；其党羽李谈、崔洽、石如山等人在京兆府门前杖杀，可见京兆府门也是处刑的空间之一。
除此之外，史料中有不少“宜付京兆府，集众决杀”、“僧鉴虚付京兆府，决重杖一顿处死”等案例，这些“付京兆府”决杖、决杀者，处刑的地点为何？《唐会要》有一份作者阙名的御史台上奏提到，京兆府准敕科决的犯人由监察御史一人到府门监决。
可见，监决地点在京兆府门，上述“宜付京兆府”处死者，应该是在京兆府门杖杀。同时，奏文最后提到河南府准此办理，可见长安、洛阳等都城，在唐代法制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京兆府门也是长安独特的行刑空间，在一般的地方都市是不会出现的场景。
京兆府门并不是唐律或是唐令中规定的正式刑场，而是法条外的旧例。中唐后，唐帝国渐渐以敕代替或补充律令的不足。
京兆（今西安）
三、朝堂
朝堂是百官集议的政治空间，有时也作为处刑的地点之一。唐代处刑朝堂，大多是先决杖，然后再处以流刑，较少直接在朝堂处以死刑。有关决杖于朝堂的部分，小编将本段将聚焦于处死于朝堂的情形。
隋文帝就有在朝堂行刑的情况， 如“每于殿廷打人，一日之中，或至数四。尝怒问事挥楚不甚，即命斩之”。
隋文帝于朝堂行刑的行为引起大臣们的劝谏，“尚书左仆射高颎、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，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，殿庭非决罚之地。帝不纳。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”。可见在隋代，朝堂行刑只是皇帝的个人行为，也不是前朝或是中古中国的旧例。
唐大明宫遗址
目前可知唐代最早在朝堂处刑的案例则为贞观二年（628）卢祖尚婉拒担任交州都督。太宗怒曰：“我使人不从，何以为天下”，于是“命斩朝堂。既而悔之，诏复其官”。不过太宗很快就后悔，下诏恢复卢祖尚的官爵。贞观十六年（642）有另一则欲处决于朝堂的案例。《唐会要》记载：禁苑的管理官员穆裕玩忽职守，太宗愤怒之下，下令斩于朝堂。从“侍臣战栗，莫敢进言”来看，太宗当时处于非常愤怒的状态。太子李承干以依法审判作为理由进谏，太宗才收回斩于朝堂的命令。从太宗时期的两个案例来看，以朝堂作为刑场皆是由于太宗一时的愤怒，做出法律外的特别命令，并非体制内的常制。
含元殿遗址（唐代开朝会的地方）
高宗永徽元年（650），华州刺史萧龄之在广州刺史任内收受贿赂。事发之后，朝廷集议，“帝怒，令于朝堂处置”。唐临以八议为理由，认为“窃惟议事羣官，未尽识议刑本意”。最后，萧龄之免死流于岭外。萧龄之的例子同样是由于高宗的愤怒，欲在朝堂斩杀萧龄之，朝堂非唐代体制内的刑场。
紫宸殿遗址
四、朱雀街
唐代也有在朱雀街执行死刑的例子，但实属罕见。仅天宝十三载北庭都护程千里擒同罗部落首领阿布思，“壬戌，御勤政楼大酺。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献于楼下，斩之于朱雀街”。朱雀街就是长安城的中轴大街，连结外郭城的明德门与皇城的朱雀门。献俘的勤政楼为开元八年（720）在南内兴庆宫中所筑，兴庆宫位于春明门大街上，距离朱雀大街有四坊之遥。因此，公开处刑的地点应为朱雀门前，即朱雀大街与春明门大街的交会点，两者皆在京城区中。《李娃传》中提到东西市凶肆在朱雀大街竞赛，“士女大和会，聚至数万”。或可推论，朱雀大街人潮众多，在此公开行刑同样可收“与众弃之”的效果。
唐代在朱雀大街行刑仅有上述一例，且与献俘礼有关。应可看作是特殊的情况，并非定制。在此大街上处斩外族部落首领，可说是直接向民众展现帝国的威仪，其是考量自玄宗的政治目的，并非考量自法律层面或法律程序。同时，玄宗在朱雀街斩杀俘虏，也与隋代献俘的空间不同。隋代献俘在广阳门举行，唐代改称承天门，玄宗这次的献俘却在朱雀街进行，可见玄宗的例子仅是特例。
朱雀街
综观唐代长安城各个执行死刑的场所，市集与京兆府门为唐代长安固定的刑场，其地点的选择符合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”的观念。除此之外，尚有在朝堂与朱雀门街处刑的例子，两者都非制度中执行死刑的场所。处刑于朝堂有时出自皇帝一时的情绪，展现皇权在法律程序上的恣意性；有时则是出自皇帝个人的政治目的，为皇帝在法律之外的权力展示。处刑于朱雀门街更是属于特例，不过尚符合“与众弃之”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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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记‧王制》
《规训与惩戒》
《全唐文补遗三》
《太平广记》
《广异记》
《唐六典》
《旧唐书》
《新唐书》
《册府元龟》
《隋书》
《长安志》
《太平广记》
《唐律疏议》
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》